■本報記者 胡珉琦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特別是領軍人才是非常難得的……科研最難的地方，都要依靠人，然后才是成果本身。”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回答如何推動加強基礎研究的問題時，把人才放在了成果前面。

然而，“破五唯”后，到底靠什么來遴選一流人才？受訪專家表示，以在科技創新中的實質性貢獻為標準，應該成為評價制度的核心。

評人其實是在評什么

說起評價，通常規則和標準是最重要的，標準越細致、規則越嚴苛，結果就越公平、可靠。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徐旭東認為，這是把公平曲解了。“所謂的公平，一定要符合科學本來的面目。”

“提到陳景潤，會想到哥德巴赫猜想；提到屠呦呦，會想到青蒿素；提到袁隆平，會想到雜交水稻……每位一流科學家一定有一個或多個標志性成就，而這些成就必定對應著重要的科學問題或是技術問題。”徐旭東說，因為有了這些科學家，相關問題才得以解決，從而推動科學進步、社會發展。“從本質上講，科學界就是這樣評價科學家的。”

“以一項標志性成果為‘標簽’，成果又對應問題，那么我們就看他提出過什么問題、解決過什么問題，他的工作對相關領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推動領域進步甚至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徐旭東表示，諾貝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等權威大獎都是如此評價科學家的，一流人才背后的評價邏輯就是這么“簡單”。

“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就不用再看科學家的論文、專利。”他解釋，“因為那是科學家公布成就的載體。如果沒有這些載體，科學界就無從評價某人的成就。只不過，評審人需要對此作出綜合判斷，這與依據數量和影響因子所做的量化評價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胡志強告訴《中國科學報》，評價人是帶有不確定性的。“因為針對能力、成果價值、發展潛力的評價，都離不開大量的‘非編碼知識’，它們是非標準化、情景依賴的，依靠評價者基于經驗、洞察得出的見識，甚至依靠評價者的認知和美德。目前評價實踐中的規則崇拜，反而可能會偏離客觀、理性的初衷。”

誰來評價人

人評人的評價模式存在不確定性，因此評審人的選擇至關重要。“尤其對于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國際通行的辦法就是同行評價。只有一流同行才能對一位科研人才工作的正確性、質量和價值作出科學的評價。”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吳一戎在采訪中強調。

“愛因斯坦的理論最早只有少數科學家能看懂，所以處于前沿的小同行的評價很重要。”徐旭東表示，當一項成果出現時，一流的小同行能夠透過論文的包裝把握它的真實價值，而不是憑借刊物影響力等附加因素作判斷。

“但是，僅依靠小同行進行評價也存在局限性。”徐旭東指出，一項重大成果的價值往往不局限于一個小領域，而是需要跨學科、跨領域的眼光和視野。而且，小同行之間可能存在競爭關系，有時也會干擾評價的公正性。因此，他認為，邀請一些知識面較寬的大同行，以他們的判斷作為參考，可以使評價結果更加可靠。

如何把關評價人

“人才評價，一定要靠一批公正的、有情懷的、把國家科技發展當作己任的評審專家。”吳一戎強調。

美國社會學家、科學社會學奠基人默頓曾提出“科學的精神氣質”，它包括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態度。他認為，這些規范普遍存在于科學共同體內部，約束著每一位科學家的行為。

“無論是人才評選，還是基金項目評審，通常學術共同體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假設，那就是評審專家的心里有桿秤，他們不會昧著良心作選擇。”徐旭東認為，一旦把評價權交到評審專家手里，首先就應該信任他們。

“由于科學本身存在不確定性，成果的效應具有滯后性，因此評審專家的短期判斷也可能出錯。”胡志強認為，評價制度要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失敗，這是符合科學自身規律的。“完善評價制度不能只盯著評價方法本身，而需要從更大的制度方面著眼，特別是競爭、自主性和公開化。”

但是，信任和寬容的構建有賴于良好的學術生態。吳一戎提及，現階段我們還需要建立和完善評審專家的誠信體系，從而確保評價的質量和公信力。

“一旦評審專家的判斷頻繁出錯或者有明顯不公的行為，他的信譽就會受到懷疑，逐漸喪失評審資格。”徐旭東表示，與自由的評價權相對應的是責任和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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