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分析《科學》雜志，13年來評出的十大科學研究突破，我們發現大多數科學發現是攻克性的，占77.4%，而發生范式轉移的科學突破很少見，僅為2.1%。”在日前召開的中國血液學科發展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心血管研究所所長董爾丹表示，加快推動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需要科技發展與創新的突破式引領。
科技創新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新時代提出新的大健康命題，對科學研究的突破式創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如何激發突破性、超前性但卻會被滯后承認的科技創新?大數據將在其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人類健康問題發生轉變
全球范圍看，20年來人均疾病負擔減少25%。盡管如此，由于空氣污染、氣候變化、生活方式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問題，使疾病譜發生了轉移。例如空氣污染每年導致700萬人過早死于癌癥、中風、心臟病和肺病等疾病。2019年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數在全球高居首位，死亡人數占比為33%，疾病負擔占比為15%。
“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日漸突出，聯合國2019年世界人口預測報告顯示“全球范圍內女性生育子女的數量持續減少，世界人口趨向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數量增速最快;勞動人口比例降低，將為社會保障系統帶來壓力”。
“應對新問題的出現，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董尓丹認為，大健康的突破創新，需要從健康、亞健康、高危、出現臨床癥狀、疾病診斷到疾病管理等多方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提供系統連續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的一體化服務。因此研究范式和管理思路應該是突破式的而非攻克性的。
讓新的研究范式成為可能
大數據時代，健康科技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延伸，從微觀分子細胞到宏觀個體、群體、生態，健康科技數據爆發式增長，驅動健康科技走向數據密集型研究。
“大數據時代，人們對于健康的認知將擁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視角。”董尓丹認為，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健康科技創新“地圖”可以發揮更好的引導作用。
隨著數據處理能力的提高，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平臺開展多元數據平臺的建設，為科技政策決策提供數據支持。例如，1999年全球衛生研究論壇發布報告，提出占全球90%的疾病負擔的衛生問題僅投入不到10%的研究經費，這使得人們首次認識到健康需求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不平衡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從2012年也開始嘗試通過全球衛生研發觀測站更精準地收集分析不同國家地區的健康科技相關數據。從資助規模、資助機構、論文、專利、臨床試驗等方面入手，以識別面向健康需求的科研優先事項、建立合作網絡。
科研管理需注重變革性引領
大數據賦能下，健康領域的科研活動在效率上發生了跨越式的變化。
“大數據分析做出的決策，對于一些成果轉化的時間周期縮短可以長達十年之久。”董尓丹介紹，例如，美國NIH數據科學團隊通過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模型來預測研究型文章未來被臨床試驗或指南所引用的可能性，從而在早期識別哪個科學進展有可能最終會轉化為臨床上的應用，以期縮短科學發現與臨床應用之間的間隔。
此前健康領域的研發成本高并伴隨著失敗的高風險的鮮明特點有所緩和，這樣的趨勢促進了不同資助機構對于生物醫學研發的資助。全球衛生研發觀測站的數據顯示2018生物醫學相關資助，11家資助機構資助規模達到了330億美元，其中惡性腫瘤的資助規模最大。
“在增加投入的同時，科研管理應發生投入方向的轉變。”董尓丹提醒，變革性研究不易預測，對72位生態學領域的高被引科學家調查發現，項目申請階段很難預測研究成果對領域的貢獻，在撰寫研究計劃書階段就證明研究具有變革性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此，科技政策與管理應融合科學、公共政策學和創新經濟學不斷演變，可基于“數據—證據—宏觀環境”的科學計量學和信息學等通過多學科融合，為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提供新范式。
(記者 張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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